【解题】

  此书虽叙述了自唐、虞、三代、汉、魏六朝，到唐、宋以下历代诗歌之沿革，而其著作之本旨，在于论明诗之所以似唐诗而非唐诗，特别以批评李于鳞为主眼，论明诗徒学唐人口吻，缀缉餖飣成章，宛然剪彩之花，虽灿烂照人目，而无些生气，就中详述李于鳞最中此病。【附录】揭示徂徕所编《唐后诗》中所载于鳞诗，摘发其纰缪。著者太宰春台之小传，见本《丛书》第三卷诗话《斥非》之解题。

  夫诗何为者也？诗出于思者也。人不能无思，既有思，则必发于言；既有言，则言之所不能尽，必不能不咏歌呻吟，以舒其壹郁。故古者谓之歌诗，言可歌也。扬子云曰：“言，心声也。诗者，言之条畅者也。”一曰：“诗，志之所之也，人苟有志，诗以发之。”古人燕飨赋诗，皆所以言其志也。故赵文子曰：“诗以言志。”此之谓也。昔在尧之时，《康衢》《击壤》之歌，作于民间。在舜之时，《庆云》之歌，作于朝廷。此等虽不载于六经，可谓歌诗之始也。“元首”“股肱”之歌，君臣相戒之诗也。《五子之歌》，兄弟之怨诗也。此等载于《尚书》，明示来世，其声调直与“二雅”同风，“三百篇”已胚胎于此矣。殷人之诗未闻，唯《商颂》五篇，附于周诗之末，仅存其遗响云。文王《拘幽》，作于殷季。箕子《麦秀》，夷、齐《采薇》，并作于周初。此等虽不列于“三百篇”，然皆风雅之正调也。至于四诗“三百篇”，则太史采陈于前，仲尼删定于后，天下之诗蔑以加焉。其辞温厚而不慢，质实而不俚，方正而不角，的切而不刻，纡余而不回，委曲而不琐，华丽而不浮，俭素而不陋，美而不谄，刺而不隐，怨而不怒，爱而不私，其义极乎天下之中正，故古人以为义之府。是以燕饮赋之，论说引之，皆所以达其志也。周人之诗可谓盛矣。然自文、武至孔子之时，五百有余年，而其所删定诗仅三百余篇，不可谓多矣。问其作者，则自周公之外，家父、吉甫、孟子等于所作诗中自称其名，明白甚矣，其他序家唯言某人作，而不详其姓名，大抵王国公卿大夫士庶人之作也。至于“国风”，则多里巷男女之诗，而诸侯夫人士大夫之作亦有之，序家亦多不详其人云。大凡古人作诗，皆必有不平之思，然后发之咏歌，不能已者也，否则弗作。是以古时作者不多，而一人不过终身一、二作而已，其余诗人之名无闻，此古诗之所以不多也。“三百篇”之外，歌诗之见于传记者，如晋士蔿《狐裘歌》，宋人《于思讴》，鲁人《狐骀诵》《鸜鹆谣》，郑人《子产诵》，冯驩《长铗歌》，齐人《松柏歌》，此等皆“国风”之余响，特无章数耳。迨至周季，楚人屈平始作《楚辞》，而四诗之体一变矣。其辞重复冗长，稍使人厌，后又一变为赋，其辞专务夸大，多言繁缛，虚语文饰，读之使人生奢汰淫逸之心，实文章之一大厄也。荆轲《易水歌》，项羽《陔下歌》，汉高祖《大风歌》，戚夫人《黄鹄歌》，此等为辞短简，调近“风”“雅”，亦唯无章数而已。武帝《秋风辞》，则《楚辞》之体，非古诗之调也。汉人长于赋，短于诗，《郊祀铙歌》《安世房中歌》，皆异于四诗之体，唯韦孟《讽谏》效二雅，而小变其体，苏、李二卿五言之制，一变“风”“雅”，而为后世诗家之祖。班姬《团扇歌》，始效其体，他不多闻耳。东汉人亦不作诗，唯张平子《四愁》七言之制，始构新辞，前无古人。迨至建安中，曹孟德、子桓、子建，父子三人皆好诗，一时应、刘诸子辈起，赠答唱和，公燕从军，人各有作。五言最多，四言次之。

  三代之后，诗盛是时为始也。自是厥后，天下分而为三国，为南北两朝。南朝诗盛，甚于建安中。其诗，一人常数百篇，一篇常数百言，其风与世变移，自质之文，自厚之薄，自伟壮之纤媚，自宏丽之猥琐。降至陈隋，萎薾不振。唐人始制律体，诗盛度越前代，至于以诗取士，近体之制，后世取则焉。体虽异于四诗，然风雅之致宛然可观矣。然一代之诗亦有盛衰，识者取其盛者而用之云。宋则诗衰甚，人皆学唐而不得唐，义理之学害之也。元人之诗如宋人，而时有佳焉者，极而变之渐也。明则诗盛，虽唐不及，国初即有诗人辈出，刘伯温、高季迪，乃其先进巨匠也。其后李献吉、何仲默，始倡复古，文章之道大振。其于诗也，自古风乐府，以至唐诗，莫不摹拟，皆至其妙。迨于李于鳞、王元美者出，愈益研精，殆无遗憾，一时徐子舆、吴明卿之属，为之推毂。明诗至是大振于千古，可谓盛矣。然余尝观三代之人不作诗也，其有作诗者，皆有思者也，无思不作。故孔子一生不作诗，唯其去鲁而歌，见于《家语》；临河而歌，见于《孔丛子》，是一时感慨之发耳。七十二子未闻有作诗者，盖无思也。两汉人亦不作诗也，其有作者，苏、李、枚氏之属，仅仅可数耳。自曹氏父子好作诗，乃不待有思而作。魏晋以后人，多效曹氏所为，所以其诗甚多也。唐人作诗之多者，莫如杜子美，次则白乐天是已。然子美好纪时事，所以有“诗史”之称也。乐天亦好纪时事，而不及子美之雅驯，徒以常语矢口为诗而已，虽多至千首万首，亦何足观哉？唯《长恨》《琵琶》二歌行较佳而已。子美虽称“诗圣”，然终于此耳，一生更无他事业，则亦犹二王之终身于书，顾长康之终身于画，不免为曲士，何望不器之君子乎？他自李巨山、韦延休、苏廷硕、张道济之属，虽富于著作，然其诗则不多。李太白、王摩诘虽有诗名，然其作不及子美之多，且唐人之诗多漫兴无题，因事而发，所以有自然之妙也。宋元则不足论。明人之诗其多数倍唐人，且如与人赠答，唐人不过一、二首，明人多至十余首，寡亦不下数首，言尽而意不给，故多用事填塞，摭唐人成语而缀缉以成章，其巧在飣餖，篇虽多，无复异味。李于鳞最有此患。王元美曰：“三首而外，不耐雷同。”诚哉！余尝谓：盛唐诗如上林、宜春苑中花，异种贵品，灿烂照眼；中唐诗如富人名园花，虽不及上林、宜春，亦各有奇观；晚唐诗如野草花，虽不足悦目，犹有自然采色。此皆天造，不假人工也。明诗如剪彩之花，虽亦灿烂照眼，然无生色，人工所成也。此岂不然乎？凡唐诗，工拙皆有生色，出乎自然也。明诗则不然，强作也。夫周人有事赋诗者，歌“三百篇”诗也，未有临事新作者。魏晋以后之人，有事则作，异于古人也。古者造士，进士必于学。唐以诗取士，异于古人也。唐人虽有事则作，犹未多作。明人则务多作，又异于唐人也。子美虽好诗，未始拟作“古乐府”，不独子美，凡唐人多然。明人好拟作“古乐府”。夫“古乐府”不可拟作者也。且如《汉铙歌》《郊祀歌》，其辞不可读，其义不可晓，何以拟作为？余惟拟作“古乐府”，犹画鬼神也。其肖其不肖，谁识而辨之？假令其肖，将焉用之？又如古人歌诗，及古时童谣，皆当时因事而作者也，试使其人过其时无其事而复作，则不能矣。而千载之下，如之何其可拟作之乎？徒取其言之似而摹其韵调，忽见之则肖，奈其无生色何。于鳞拟作“古乐府”，以汉营新丰，而鸡犬皆识其主家喻之。喻则似矣，然鸡犬特识其人耳，如无其人，则何有于其家哉？拟作“古乐府”而无生色，与无人之室何以异哉？余故曰：乐府、古诗、歌谣者，不若使古人独步于宇宙，何劳心力以拟之乎？凡拟作始于晋人，而盛于明，此亦明人之所以异于唐人也。夫诗者所以言志也，其本出于思，无思何作？故古人不作诗。魏晋以后人多作诗，至唐滋盛。唐尚未甚多，至明极其盛。所以诗多于前代也。夫至言不在多，如鲁哀公诔孔子，仅数言耳，哀死之情溢于辞。晋宋人作诔，见于《文选》者，每篇数百言，读之不见其哀。明人之作哭诗挽辞，累篇不下十余首，否则长篇数十百韵，如元美哭于鳞，排律百二十韵，冗长可厌，而无以见其哀。诗辞至是，岂不伤“风”“雅”之实哉？《易》所谓躁人之辞多者，其此之谓乎？夫唐人太白、子美皆终于诗人，明人于鳞、元美好弄文辞，至死不倦。于鳞五十七，元美五十四，终身读书而不晓六经之旨，不知圣人之道，名为文士耳。于鳞呕出心肝而死，元美卒事浮屠于小祗园而终焉，俱无功业之足称于世，岂不可悯哉！余尝为此愤懑，好古君子盍小省焉。

【诗 论 附 录】

  余尝谓：荆轲一刺客也，临别而歌，其辞仅两句；项羽一猛将也，临死而歌，其辞仅四句。夫此二歌者，风清调高，不为奇语险辞，而千载之下生色不变。今讽咏之，可以想见当时气象，岂不妙哉？试使后之诗人，焦心思索七日七夜，无能得焉。是知至言不在多，多言无实，不可不戒也。昔者菟道僧喜撰善和歌，其歌二首，一曰吾庐，二曰树间。世之所传唯此二首，而他无闻也。然撰歌二首，可以敌他多作者之千首万首，则不可谓少也。他人徒多作，至于千首万首，而不及撰歌，则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也。杜子美虽称多作，然若《秋兴》《咏怀》、杂诗，重篇叠章者，盖非一日所为也；赠答、敍别、游宴、赏咏、欢乐、悲哀之诗，一时兴感之作，罕有重篇叠章者。盖诗者歌辞也，且如与人离别，送者当酌酒而歌，送者非一人，其诗岂宜重篇叠章哉？若人皆重篇叠章，则恐歌者倦、听者厌，是失惜别之情也。故凡一时临事之作尚短简也。明人则不然，苟开口辄重篇叠章，要在斗其才，去温柔敦厚之致远矣，鄙哉！余少不好明诗，老而滋甚。徂徕[1]先生选明诗，而名以《唐后诗》，中载李于鳞七言绝句三百首。先生谓明诗以于鳞为至，于鳞七言绝句无首不佳，故载之最多。纯谓：于鳞所为唐诗非唐，而七言绝句为甚。因而暇取《唐后诗》，就先生所选而指摘于鳞七言绝句之瑕疵，以示童蒙如左。

  于鳞《寄袭勗》曰：“白云湖上白云飞，长白山中去不归。”又，《酬殿卿》曰：“白云湖上华阳山。”又，《和答殿卿》曰：“白云湖上北风寒。”又，《袭生绯桃栽》曰：“白云湖上酒家春。”又，《促殿卿之宫》曰：“白云湖上酒家春。”又，《楼上》曰：“白云湖上白云还。”

  1于鳞言“白云湖上”者六，皆在起句，内不换一字者二，雷同甚矣。“白云”二字，于鳞所好用，集中诸诗，往往有之，殆乎臭腐。“长白山中去不归”者，偷唐宋延清语。彼云：“蓬莱阙下长相忆，桐柏山头去不归。”司马承祯以道士为天子所尊礼，在朝之人皆善视之，及其辞而归山，朝士送之，故延清言承祯归后朝廷之士将相忆不措，而道士则浩然归去，不复回顾，如无情者然，故曰：“桐柏山头去不归。”“去不归”三字，承“长相忆”三字，语乃有味，结得有力。于鳞取之以为承句，则“去不归”三字无所当。且以古人结句为承句，失造语之体。譬如断旧偶人之足，以为新偶人之手，岂成体哉？

  《送殿卿》曰：“相逢谁是眼中人？”又，《送子舆》曰：“不是眼中人渐少。”

  杜子美诗云：“眼中之人我老矣。”“眼中”犹言座上、目前。于鳞取而用之，意不的切。

  《送刘户部》曰：“君自扁舟似李膺。”又，《留别吴舍人》曰：“君自楚人谙故事。”又，《怀子相》曰：“君自平生称国士。”又，《和答殿卿》曰“我自能怜华不注。”又，《为刘伯东题王母图》曰：“客自金门侍从才。”又，《寄元美》曰：“君自客中听不得。”又，《送殷正甫》曰：“帝自垂裳拱玉京。”又，《送右史之京》曰：“身自楚臣谁不识？”又，《挽耿蠡县》曰：“知君自是神仙令。”又，《答赠沉孟学》曰:“君自神仙谁不见?”

  于鳞用“自”字一法，“君自”最多，造语虽小异，而句法大同，又殆乎臭腐。

  《送吴郎中》曰：“草色秋迷彭蠡泽，不知何处吊番君。”

  此末句偷李太白语。彼云：“日落长沙秋色远，不知何处吊湘君。”湘君者，舜妃也。俗说舜巡狩崩于苍梧，妃慕之自投于湘水。后人祀以为湘灵，又号湘君，又号湘妃，即《楚辞》所称湘夫人也。凡古人之死可悯者，后人吊之，如湘妃、屈原是也。故太白因游洞庭湖，欲吊湘君也。番君者，吴芮也。芮者，秦楚之际之豪杰，归汉而封长沙王，传国数世。当时诸豪杰，唯吴芮为令终，则芮之死何吊之有？于鳞偷李语，而以番君换湘君，虽于送姓吴者的切，然事实不当。释皎然《诗式》所谓“三同之中，偷语最为钝贼”者，于鳞有焉。

  《席上鼓饮歌》曰：“风色萧萧易水寒。”

  《荆轲歌》云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。”萧萧，风声也。于鳞用荆轲语，去“兮”字，而加“色”字，“萧萧”岂风色哉？于鳞此句，“色”字成瘿瘤矣。古诗：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。”“萧萧”亦风声也。戴幼公诗：“萧萧枫树林。”亦然。

  《送子相》曰：“江上春光好赠谁？”又，《九日同殿卿登南山》曰：“只今秋色好谁看？”又《东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选》曰：“如今白璧好谁酬？”又，《送右史》曰：“处处淹留好为谁？”

  杜子美诗云：“中天月色好谁看”，于鳞效子美，用“好谁”字云“春光好”、“秋色好”则似，其云“白璧好”、“淹留好”则不似，比之杜诗，见其不如也。

  《于郡城送明卿》曰：“汉家迁客几人还？”又，《寄吴明卿》曰：“古来迁客几人还？”

  王子羽诗：“古来征战几人回？”于鳞效之，造语两寄明卿，而其末句同语相侵，亦可笑矣。

  《寄茂秦》曰：“谁惜虞卿老去贫，平原食客一时新。怀中白璧如明月，何处还投按剑人。”

  凡绝句以写情景胜，不尚用事。于鳞此诗，一篇四句，每句用事，繁剧甚矣。且白璧玉也；明月珠也，曰白璧如明月，造语误矣。

  《秋日东村偶题》曰：“五柳青青醉裹春，那能长作折腰人？情知纵酒非生事，昨日罢官今日贫。”

  此诗全似宋人。

  《和答殿卿》曰：“白眼风尘一酒巵，吾徒犹足傲当时。”

  此一、二句非唐诗之调，只是宋诗之下调。“吾徒犹足傲当时”只是平常言语，非诗语也。

  《寄怀元美》曰：“谁将匹练吴门色，哭作燕山五月霜。”又，《挽王中丞》曰：“白马只今成过隙，千秋匹练曳吴门。”

  峡中有五味国鼎者，才子也。谓予曰：“于鳞绝句非唐调。”因举此二诗三、四句而曰：“此似谜语。”予亦不能诘。

  《寄元美》七首，《挽王中丞》八首，《汝宁徐使君》十首，《寄吴明卿》十首，送殷正甫》十首，《送右史之京》十二首。

  此皆太多，其诗大抵多用故事，饤饾成章，非以写情胜者，徒斗才而已，岂

  绝句本色哉？比之唐诗，见其实不如也。

  《戏赠张茂才》曰：“自爱花枝掌上红，蛾眉如月绾春风。须知粉黛随时变，多恐张郎画未工。”又曰：“张郎新制合欢衾，醉拥红颜烛影深。别有洞房双玉妾，吹箫自和白头吟。”又，《戏柬张茂才》曰：“罗姑春酒百花香，潦倒张郎自不妨。为问君家三妇艳，今朝若个画眉长。”

  张敞为妇画眉，本非美事，今于鳞因茂才姓张，数用是事以为戏，然猥亵已甚。诗曰：“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。”赵文子曰：“床笫之言不踰阈。”于鳞之言，可谓踰阈矣。

  《送徐汝思》曰：“天涯明日故人疎，莫向樽前叹谪居。”

此一、二句，以句法言之，宜为三、四句。

  《送子与》曰：“北风吹雪雪漫漫，雪里题诗泪不乾。”

  岑参诗：“雪里题诗泪满衣”，又云“双袖龙钟泪不乾。”言一身龙钟，双袖泪不乾也。今于鳞剽窃岑两句合为一句，但云泪不乾，不言何物不乾，是不成语也。岑二诗两句各自成义，于鳞诗一句，乃不成义矣。

  《得徐使君所贻王敬美见赠答寄》曰：“博物张华不易逢，十年京洛少从容。当时未得丰城剑，已识云间陆士龙。”

  此诗徒记故事耳，非绝句本色也。

  前题，又曰：“弱冠文章满帝城，偶因家难负平生。”

  第二句不似诗语，只是常语。

  《早夏示殿卿》曰：“长夏园林黄鸟来，百花春酒复新开。主人把酒听黄乌，黄乌一声酒一杯。”

  蔡蒙斋《联珠诗格》所载宋人之诗多似此体，唐诗希有。末句声字独平，亦为声病。

  《送潘令之邯郸》曰：“春满邯郸十万家，若为潘令斗繁华。请看如玉丛台女，岂让河阳县里花。”

  “春满邯郸十万家”，句法如末句。送县令而言女色，非讽教之正也。虽用潘氏故事，然不可训已。

  《山斋牡丹》曰：“中有柴桑令尹家。”

  渊明柴桑人，为彭泽令耳。柴桑令者何谓也？令尹，楚官名，柴桑令尹未闻也。

  《过殿卿山房咏牡丹》曰：“国色宫妆倚槛新，一樽堪自对残春。即令解语应相笑，何必看花定主人。”

  此诗意义难晓，诵之亦无味。

  《戏问殿卿止酒状》曰：“昨夜春风吹酒香，牀头瓮瓮菊脂黄。当墟笑杀如花妾，底事垂涎若个长。”

  三、四句丑甚。

  《止酒》曰：“五柳先生漉酒巾。”又，《谢俞仲蔚寄箪》亦曰：“五柳先生漉酒巾。”

  岑参诗：“世上浮名好是闲。”古诗律诗皆有此句，唐人他未见同语重出。于鳞诗同语重出者多。

  《送右史之京》曰：“春光明日是长安，杨柳青青傍酒寒。也自道君为客好，那应犹作故园看。”

  此起句亦如末句，三、四句不可晓。

  《重寄伯承》曰：“才说长门人便老，黄金无赋买春风。”

  陈皇后以百金买相如赋，黄金所买者赋也，非买春风也。今云“黄金无赋买春风”，是不成语也。安有以赋买春风哉？

  《答右史》曰：“上苑繁华此一时。”

  此一时者，孟子之言也。于鳞取而入绝句，恐非当行也。

  《早春寄吴使君》曰：“从他白发病中生，浊酒宁知世上情。”

  此首句亦如末句。蔡希寂诗：“逢君貰酒因成醉，醉后焉知世上情。”于鳞取蔡结句为第二句。蔡结句承第三句而言乃有意味，于鳞上无所承，而以浊酒换醉后乃无意味，且用此为第二句，句法亦非其所宜也。

  《简许殿卿》曰：“玉函山色倚嵯峨。”

  嵯峨，高貌。山色倚嵯峨，不知何状。此五字亦不成语也。

  《和聂仪部明妃曲》曰：“天山雪后北风寒。”

  李君虞诗：“天山雪后海风寒。”于鳞偷之，以“北”字换“海”字而用之，亦偷语钝贼也。

  《九日》曰：“黄花白发病中新，壁上常悬漉洒巾。九日空斋似寒食，更无风雨亦愁人。”

  于鳞《送刘户部督饷湖广》第五首：“锦帆南入楚云重，江上遥看衡岳峰。落日苍茫秋不断，青天七十二芙蓉。”予谓：于鳞绝句，唯此一首全不用事，而气象飘逸，造语宏丽，直可与太白、右丞颉颃矣。次则《九日》之作，得绝句之体，胜他诸作。唯“漉酒巾”用陶家事，犹可厌耳。凡诗家用故事，不浑融则成套语，套语则人皆知之。于鳞诗用套语者多，所以不及唐人也。又按：于鳞有所好用字，曰“风尘”，曰“白云”，曰“白雪”，曰“意气”，曰“文章”，曰“风流”，曰“五马”，曰“五云”，曰“授简”，曰“褰帷”，曰“倦游”，曰“君自”，曰“好谁”，曰“吴门”，曰“梁园”，曰“承明”，曰“淮阳”，曰“吹台”。此等，于鳞用为套语。时人以于鳞多用“风尘”字，呼曰“李风尘”云。予谓：于鳞用“风尘”字固多，用“白云”字亦多，呼曰“李白云”亦可。王元美曰：“三首而外不耐雷同”，非虚言也。

  《春兴》曰：“自泻金波满玉盘，使君沉醉不为难。新駄二七如花女，又向春风—笑看。”

  于鳞嗜酒善饮，往往见于诗中，其有止酒之诗者，盖病酒也。观此诗，则见其好色呕血而死宜矣哉。

  右略举于鳞绝句之巨疵，其微瑕姑不问也。绝句如此，律诗亦可知也。律诗虽不厌用事，然于鳞之用事乃套语耳，故可厌也。于鳞之诗既如此，他诸子之诗从可知也。呜呼！向使徂徕[2] 先生不死十年，必见明诗之可厌，不复好之。纯非敢违先师而立异说，昏愚偶见明诗之大异于唐诗故也。不知世之好诗者以为然否耳？

【校点记】

[1]“徕”字，原文及训读文皆作“来”。

[2]“徕”字，原文及训读文皆作“来”。